香港急症科醫學院前院長何曉輝醫生
香港急症科醫學院前院長何曉輝醫生每天在急症室，面對的是分秒必爭的生生死死：「『好死』是我們醫護人員怎去看？病人怎去看？抑或家屬怎去看？我時常覺得是家屬怎樣看。」
何曉輝：
十多年前遇過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士，很高大，我估計有六呎高，可能有精神問題，家人很擔心，召十字車送來醫院。這種情況一般會先評估，送到一間獨立病房觀察，若有需要轉去精神科醫院，要先辦手續，等法官簽署。可是病人在病房，一腳就把房門踢開衝出來！幾名男護士都捉不住，同事連眼鏡都被撞至飛走。
那男士衝出醫院，「嘭」一聲從橋上跳下去，那橋大概有一層樓高，他沒死，但嚴重受傷。我當時負責急救，其間這男士突然沒有了脈搏，左邊肺和胸腔嚴重創傷，我們馬上找外科醫生開胸—好在急症室剛裝修完可以做手術，讓病人恢復脈搏。這經歷很難忘，由一位精神科病人變成嚴重創傷，如果早半年發生，急症室沒有新儀器，他很可能會死。他留醫幾星期，康復後再送去精神科醫院。
心裡不能亂
謝建泉:
急症室的病人種類很多，例如遇上大型災難。會七國咁亂嗎？
何曉輝：
可能看起來很亂，但我們心裡不亂的。因為大型災難一定混亂，但我們有計劃，平時一年還有一至兩次演習，讓大家清楚自己的崗位。通常其他部門同事會來急症室幫忙，一名急症室護士就帶著一名其他部門護士，外科醫生、骨科醫生、麻醉科醫生亦會各就其位。
而同時，急症室也會有其他病人，例如十字車仍然會送心臟病人來，所以還要預留人手處理正常來急救的病人。
在一九九六年嘉利大廈大火後，死因裁判官作了一個指示：重大事故時，醫管局和民政事務處等會在現場安排helpdesk，方便市民查詢，醫院本身也會特設詢問站。如果在機場發生事故，會送病人到不同的醫院，就會用中央電腦系統聯繫，可以指引家人去不同的醫院。
有些大型事故其實並不是那麼「大」，例如校巴撞車，十多二十個小朋友送院，但都是比較輕微的，接著許多家長都會緊張來到，我們會盡量把他們集中在一個位置診症，這些通常都是輕傷，問題應該都不大的。
媽媽要回家
參加者:
二零一四年農曆年三十晚媽媽入醫院，情況不太好，但她的心願是回家，年初七就陪她出院，但不幸初八暈倒要再送院。我很憎那位急症室的醫生，他問我：「為甚麼你要同你媽媽出院呀？現在你阿媽情況這樣，應該要負責呀！」我當時很傷心，不停哭，不停哭。
媽媽送上病房，要吸氧氣。二月十四日她血壓突然急跌，我請醫院打強心針才回升。我們全家來到，我很想留在床邊，但醫院不許，當時是禽流感，探病時間很短。
我只能回家。早上六點姑娘打電話來，說不行了，我趕到醫院，媽媽已經走了。我不知道禽流感是否真的那麼重要，那晚我也估計媽媽可能不行，很想陪她過夜……（哭）……但姑娘不讓，第二朝我已經見不到她。我很遺憾。
謝建泉:
你在急症室遇上那位醫生，雖然不能說是錯，但聽到就很淒涼。中國人很重視陪伴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覺得那間醫院令你那麼辛苦。
何曉輝：
香港經歷過沙士，醫療系統改變了，禽流感的死亡率比較高，醫院比較緊張。如果護士跟醫院的嚴格規定，在病人和家人角度，會覺得不近人情。但護士沒有做錯。
我記得小時看醫生，醫生通常是不出聲的，我們最初出來當醫生，也不多說話。我就是以為做醫生不用出聲，才做醫生，可是現在大家都知道，溝通很重要，有幾個專科醫生試都要考溝通。
問題是醫生不懂溝通，或說不是天生識溝通，通常醫生最叻是記性好，skill叻，但溝通通常比較差，所以是要教。希望訓練加上評核，可以令到醫生懂溝通。
廖進芳（生死教育學會前會長）：
我由另一個角度去看那位急症室醫生，他著緊病人，才會問為甚麼帶走她？他看重病人的健康和生命，這份焦急變成責罵，聽進家人耳中，一定不好受。
而護士在病房是很獨特的角色，是照顧者，要關愛的；但又是管家，要平衡那麼多方面的利益。香港病房很逼，所以決定要家人回家，親情要放下。如果有同理心，可以說：「唔好意思，我都好想你留，但因為這樣，對不起。」那家人聽了可能好過一點。
廖進芳：
護理是一種藝術，每次有新同事入來，我會問：「如果你是病人的家人來探病，最想知道甚麼？」通常新同事會答想知血壓多少？我會反問：「真的想知血壓多少嗎？」用病人家屬的角度去想，可能只想知道好了，還是差了？如果病人是我家人，我會這樣想，那我便會這樣做。
回應剛說的情況，有一點也很重要的，就是當媽媽要求回家，家人真的帶了她回家，這對媽媽是重要的。
參加者：
我在私家醫院做護士，探病沒有限制的。我也替很多病人做心肺復甦術：有一位五十多歲的病人，是「搓住」上病房的。丈夫一直拉著她的手，雖然我們亦建議急救時家人要離開，但那一刻打開衣服，已經知道她救不回來，就沒有叫那丈夫離開。丈夫不斷說，這是他第二任太太，答應要讓她過好日子，但一結婚就發現她有事。
我一路搓，一路哭，整個口罩都濕了。我會覺得自己在幫助病人，亦是幫助這一家人，救不了病人，但丈夫以後會否舒服一點？他沒能給她好生活，但陪著她到終點。有一刻也會想，這是對的嗎？醫院規定家人要離開，但直至今日，我仍然覺得對得住自己的心。
規矩與人情
參加者：
我幾年前在急症室做文員，工作彷彿負責「趕客」：「滿額了，麻煩請出去」、「夠鐘了，請出去」、「急救緊，家屬麻煩出一出去」；甚至連警察帶犯人來，也要說：「唔好意思，你都要離開」。他們都希望可以望到病人，其實我明白，但護理指引更重要是防止感染。我們面對家屬的要求，是很渺小的。
還有看到有些護理員姐姐對死亡相當忌諱，會嫌遺體「大吉利是」；死者的事，大多都推給警察，只求將遺體盡快送走，連停屍間也無人願意去開，讓家人見最後一面……這有對人甚至往生者的尊重嗎？
參加者：
怎樣才可以「好死」？爸爸十多年前心臟病，救護車從家裡送去醫院，當晚就過身。我趕到醫院急症室，第一眼的感覺是他應該做過心外壓，不能安然平躺。晚上在病房，爸爸的生命迹象很微弱。護士問家人還想急救嗎？我們只能有一個答案，就是想，我媽說：「是的，希望盡量急救。」
於是我們站在病房外，很快便聽到應該是爸爸一聲大叫「呀」一聲，見到一個護士好像很慌忙地做事—整個過程如果可以再選擇，能否改變？
何曉輝：
「好死」是我們醫護人員怎去看？病人怎去看？抑或家屬怎去看？我時常覺得是家屬怎樣看。
我們接觸病人，是看他們的病徵，例如氣是否很促？是否很多痰？甚至痛苦的感覺，這醫護人員比較易做，因為藥物是可以幫助到的。但許多時，最難處理的是每個家人都不同。家人怎樣知道病者覺得好抑或不好呢？例如到了最後，究竟餵不餵食物呢？有些家人尤其中國人很堅持餵，不能吃，也會插胃喉，其實是不舒服的。又或者鹽水，有些家人會問為甚麼要吊鹽水？有些又會問為甚麼不吊鹽水？家人感覺病人很辛苦，見不到病人，就相信他一定很辛苦，其實更多是在說自己的感受。紓緩治療也包括家人，急症科醫生首要是救病人，家人不用救的嘛—但原來醫療不只是一個task，要處理周圍的人事。
對於病人，我們責無旁貸要做得好好，我相信不難，只要灌輸一些知識和能力給醫護人員，可以做到的。但處理病人家屬就完全是兩回事了，我們的醫學教育很少培訓。有些醫生永遠都不會覺得重要，無論幾有經驗、無論公營私營，是個人問題。
有計劃不執著
謝建泉：
面對這麼多生生死死，會否影響你的人生觀？
何曉輝：
世事無常，我的人生觀是不要那麼執著。上班時見到不少意外，太太和小朋友突然就不能再見到爸爸。執著是為了甚麼呢？許多時是因為一些規矩，規矩定了以後，不跟從就有問題，可是人都要走了，有甚麼規矩呢？所有事都跟規矩，就沒有人性了。
剛才說醫院不許小朋友進病房，其實我們的病房，任何人都可以入，小朋友也可以，我覺得要平衡的。見得生死多，尤其是突然死亡，變得不再執著。
而一些慢性病病人來到醫院，其實可否提早計劃？家人會痛苦，要家人和醫護人員決定救不救，對家人是很不公平，尤其有多個家人，一個決定不救，其他的會問：「咁你孭呀？」
最好是病人之前已經講定，家人就不用吵。如果你已知自己有些病痛的話，最好早些交代。
剛才有些朋友說醫生或護理這個行業，我想有些人是當工作，有些人當事業。只是當一份工作，那可能沒有錯，沒有犯規，不是探病時間就不許探。不過，作為一個事業，或者一個人，就有不同的做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