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高錕自傳》第一頁，就寫和太太黃美芸的婚禮。當時因為黃老太反對，美芸是私奔的。自傳還有一章，仔細寫出兩人多年來的結婚紀念日發生的種種事情 — 今年兩人結婚六十周年，卻沒法再一起慶祝了。這是黃美芸的遺憾。

黃美芸說起，仍然不忿：「校長之前仍然會笑，仍然能吃一碗飯，不應這麼快走的。」

兩夫婦在還沒生病前就談好，時候到了不會勉強：不插鼻胃喉、不作心肺復甦，也簽好了預設醫療指示。只是去年高錕肺炎入醫院，黃美芸相信還不是時候。「醫生嚇我，說不能餵食，說不行了，叫我兒子回來。」她說早三、四年高錕入院，醫生也說不能再人手餵食，她不聽堅持小心地餵，結果好了：「這次我不應該聽。可能吃了一樣會死，但不吃身體沒有抵抗力，一定會死。」

最初互發脾氣

高錕在2004年被醫生確診患上認知障礙症，黃美芸形容這初期是最辛苦的。「你唔明，你嬲佢，佢又嬲我，變咗越嚟越嬲。我以為他特登：你不知道廁所在哪裡？怎可能？」

當知道他是生病，她馬上一百八十度改變：「我學識『假笑』。笑著說得啦得啦廁所就在那裡，他看見你笑就開心，漸漸就不是假笑。」高錕開始接受治療時，本想回美國，希望接近子女，但在美國難以請全職護理，還是回到香港。在美國，黃美芸認識一位八十多歲的婆婆，已照顧認知障礙症的丈夫直到離世。

「這婆婆，教我生氣時就打爛碟子出氣！」
黃美芸說：「當時我對著校長假笑，洗碟時都不知道打破了多少碗碟！但照顧者一定要找辦法發洩，不然會抑鬱。」

抑鬱並且走失

後來一度患上抑鬱的，反而是高錕。他留在香港參加日間中心，但不喜歡那些活動，慢慢地不肯起床，不肯吃東西，醫生說服進醫院靜休。那裡果然很安靜，因為其他病人都插了鼻胃喉。好在藥物發揮作用，高錕很快就出院。

病人知道自己有認知障礙症，是會害怕的，但安慰的方法因人而異。「校長本身不喜歡談，他就當沒事，當時他自己是知道有事的。我那時也不懂，就是一味錫他，拉著他的手，替他按摩，沒說話，就是一些身體接觸。」她不禁說：「如果你真的很錫那個人，就容易湊一點，開心一點。」

高錕也走失幾次。第一次坐電車去北角和親戚吃飯，之後親戚帶去坐地鐵，黃美芸以為高錕在後面跟著，沒想到一轉身，他不見了。

幸好走過街口就看到高錕在對面，正在問路。還有幾次高錕走失，好在大家都認得他，馬上問：「你太太呢？」有的打電話到中文大學，請大學聯絡黃美芸，也有一次是被路人送去警署，警察打電話給黃美芸來接。

「所以社區對認知障礙症病人友善，是很重要的。」黃美芸說一位小孩，街坊舖頭都認得；一位老人，能否也可以在社區得到幫手？

畢業的照顧者

1996年高錕從中文大學校長職位退休，同事都好奇他的去向，當時他還未有頭緒，黃美芸卻說知道：「下星期我丈夫退休後，我知道我會在哪兒，我會在他身邊。」

好些傳媒都稱呼她為高錕太太，但她本身也是獨立自強的女士。1957年高錕在倫敦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當見習工程師，黃美芸已是工程師。第一次對話黃美芸帶笑說：「也許男人總以為女人就只會做些編呀織呀，纏纏繞繞之類的事情。」剛結婚時，她也不愛做家事。

她是六十年代電腦程式編寫的先鋒，但公司的古老規定：兩夫婦不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。她不斷擱下事業，每次在一地方有新計劃，都因為高錕調職而離開。「像過往一樣，美芸對我的決定給予許多理智而毫無保留的支持。」高錕在自傳裡提到每次移居，太太都在身邊。

高錕決定留在香港，接著也不能再坐飛機回去美國，黃美芸毅然成立高錕慈善基金，推動不少香港認知障礙症服務，包括去遍全港的流動車，推動公眾教育，不斷游說政府改善政策。

而當下，她作為照顧者，畢業了。

「其實我不想畢業，如果他還在，我會開心一點。」她坦然不時會哭，有段時間只想待在家，不想看書，也不想出門，多得朋友拉她出街：「我吃得肥了。」

高黃美芸輕輕說：「Nothing is perfect。有些人也要幾年才不哭的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