淑儀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媽媽十年：「我沒有放棄媽媽，但作為照顧者一定要平靜，才能繼續照顧。」

「我媽媽年紀很小就來香港，只讀過三年書，可是她很喜歡學習，天天看報紙，曾經寫信給我學校老師，老師問：『你媽媽是大學生嗎？』

我們長大後，她去很多機構當義工，其中一個長者小組沒經費要停辦，她就和小組成員一起註冊、找贊助，繼續辦活動。她也吃得很健康，每天晨運，五十多歲才學游泳，天天都游二三十個直池—以為這樣就可以保持健康？二零零七年她確診認知障礙症。我晴天霹靂，媽媽當時八十二歲，也許，如果生活沒有這樣豐富，可能更早患上？

我找資料，帶媽媽去日間中心，天天有活動，學畫畫、寫字、織冷衫。二零一三年年她中風，後來左腳要截肢，就開始走下坡。二零一五年日間中心沒法再照顧，十月送入院舍，一瑒噩夢開始。

院舍一場噩夢

當時媽媽已經不懂讀書了，但仍然會翻書看，我把書本都放在她輪椅後的袋子，可是一進院舍這些書就被放入櫃，只有當我去看她，才能拿出來。我天天餵她吃飯，很慢，要一個小時。

十一月，有天中午我無緣無故遲了出門，想過不去，但心裡彷彿有聲音叫我去。我只是遲了半小時，但到了院舍全部都關燈，水盡鵝飛。進到房間見到媽媽，她眼睛很憂傷：她被綁在床上，兩隻手直綁到床欄，一點都動不了。

「阿媽你好叻，叫我這時來。」我第一個念頭是媽媽讓我看到的，然後腦中起了十萬個問號，她不發脾氣、不會擾攘別人的，怎麼啦？

院舍職員輕描淡寫地答：「你阿媽摷片（尿片），弄污地方，所以要綁起來。」為甚麼弄尿片就要被綁起來？不許她做一個動作，就要連所有動作都做不了？！我入院時已經再三強調不能綁，院舍事先也沒有問過我！

但我可以怎樣？

院舍的人很惡，見過一位婆婆被餵飯，嘴巴不懂張開，護理員拿著羹硬塞，一餐飯沒吃完，嘴巴都紅了。我想出聲，但想到媽媽得住在院舍，就不敢開口。

被迫綁起來

媽媽被綁，我唯有慢慢談：除了綁手，會否有其他方法？院舍說可以用約束衣，像背心圍起身體，媽媽的手就碰不到尿片：「但你要買㗎。」買囉，我希望有得商量，不是這樣雙手被綁，穿約束衣起碼腳能動，可以坐起來。

二零一六年四月，我剛好不在香港，媽媽被送入醫院，沒人手餵就被插了鼻胃喉。我回來找醫生談，本來還想找言語治療師，媽媽能自己吃就可以拔掉，可是她那時已經放棄，大部份時間都是閉著眼睛，我去看她才張開眼。

插了鼻胃喉，就算她沒有拔，醫院也把她綁起來，她的手開始腫。三個月後，她在醫院離世。

面對這些，我震驚、生氣、困惑、擔心、傷感……身心都很累。很無奈，但『無咁大個頭唔好戴咁大頂帽』，我也有自己的家庭，只能在自己的範圍盡力而為，沒法二十四小時照顧，當我不在院舍、不在醫院，就要接受，放下。我沒有放棄她，但作為照顧者一定要平靜，才能繼續照顧。

心比腦更有力量

我相信心比腦更有力量。當媽媽截肢入院，有親友來探，我站在床的另一邊，看著她和親友，很難過，這樣堅強的女人沒有了腳。當時我想起奧地利心理學家Viktor Frankl，他曾經被關在猶太集中營，體會是當情景無法改變，就要挑戰自己改變，人最後的自由，就是決定用甚麼態度面對。他形容這是the last of human freedoms（人類最後的自由）。

「阿媽你沒了腳，但仍然有the last of human freedoms，可以用不同的態度去面對日後的生活。」我心裡這樣想，她轉過頭來，眼神很堅定，像是收到我的心聲，並且點了一下頭。

我沒有想過她會收到，尤其她並不懂得英文！

認知障礙症的病人就算沒有言語，仍然可以溝通的，護士、護理員怎對待，病人是知道的。媽媽由還能翻書，變成被綁在床上，失去活動能力；插喉後就沒法自己吃，也放棄不張開眼……一旦退化，就沒法逆轉。

照顧以人為本，和以方便為本，很大分別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