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官捐贈主任龐美蘭
「無論你銀行戶口的錢，你的身體，都是自己的財產。當你物業不再住時，會留給誰呢？你的身體不能用時，有無想過捐出去？不過想捐，也不一定捐到。」器官捐贈主任龐美蘭說。
香港雖然有一半人表示願意捐贈器官，但一年只有大約一百至一百二十名逝者適合捐贈。
龐美蘭：
我們負責器官捐贈的，要接觸捐贈者的家庭和受贈的病人，就像中間的「紅娘」，在施與受之間負責穿針引線。
在醫學上，人有兩種死亡：心臟停頓或者腦死亡。腦死亡的病人很特別，腦幹或腦部失去功能，不懂得呼吸，心臟缺氧便會停頓。以前只有心臟停頓一種死亡，但有呼吸機後，可以繼續供氧，但卻沒有生命迹象。我們有很多條件，全部符合才是腦死亡。
謝建泉：
有些人誤會簽了器官捐贈咭，當醫院唔夠肝，病人差不多時就會當作死亡，但其實定義很清楚。這個人已經死掉，不過因為有呼吸機，又有藥物令他心臟繼續活動，有些家人覺得病人的身體仍是溫暖的：「我不覺得他死了！」
龐美蘭：
這正是難題。大部份腦幹死亡的病人，是一些中風的病人，突然間爆血管，或者血管塞了，腦部死亡但仍有呼吸，家人突然之間怎去接受呢？這就是我們工作所面對的挑戰。首先要明白家人的哀傷，中風的病人一般會在三至五日內，由兩位醫生完成所有測試確定腦死亡，家人要在這期間接受死亡，作出選擇。
我們會講解何謂腦死亡：「你看，他的瞳孔放大了。」慢慢解釋，家人會明白的。有時家人反過來，很想捐贈器官——但除了腦死亡，還要適合。我會在一個病人或者他的家人真正可以選擇、有這個「善緣」時才會接觸家人。
一百人的善緣
龐美蘭：
香港每年有近五萬人死亡，只有大約一百至一百二十人適合捐贈器官。例如一位年青人打拳時突然死亡，心臟停頓十五分鐘，血管就會栓塞，缺氧後器官已經不能捐出。如果趕及送到醫院，但大出血，變了植物人，卻沒有腦死亡，那也不合適。
有一位媽媽八十多歲，和兒子飲茶，媽媽等到有位但兒子仍未到。媽媽忽然很擔心，馬上結帳回家才發現兒子在廁所暈倒。救護員為他插喉，維持血壓，接著在醫院兒子的腦部開始腫，然後尿崩，血壓開始低，體溫亦下降。如腦部死亡但心臟仍然維持運作，就可以如媽媽所願捐出器官。
參加者：
如果家人想繼續用呼吸機？如果不捐器官，可否決定甚麼時候拔喉？
謝建泉：
這事很深奧。當一個人已經腦死亡，理論上應該拔喉，無關是否捐贈器官。不過現在許多大醫院，都有不少這些腦死亡的病人還插著呼吸機，因為家人拒絕停機。
龐美蘭：
腦死亡等同死亡，怎樣令親人有尊嚴地離開？有沒有人喜歡自己的遺體被「泵著」，一天天地腫，開始有炎症，開始發臭，因為有細菌、呼吸有痰，是會發臭的，誰喜歡自己變成這樣？是否應該走他要走的路呢？
我們不會說「拔喉」，而是停止不必要的維生儀器。曾經有一個孩子，腦死亡了，我們每個步驟都解釋給他媽媽聽，可是當我們說停儀器的時候，媽媽大鬧：「你好急咩？！你等住張床用咩？！你現在張床留多幾日唔得咩？！
謝建泉：
所以不是拔喉令病人死亡，而是他已經死亡。
龐美蘭：
其實腦死亡的病人，除了用呼吸機，還會用暖毯子保護著，我們會幫他抹面，家人不會看到病人「流眼淚」，反而會覺得他很舒服。
我對那媽媽說：「如果兒子有希望，一天會比一天好，一百天、三百天，我們一定會支持；可是你每天來看的是遺體，我們覺得很心痛。」媽媽就點頭同意，最終亦捐了小朋友的器官出來。
我媽媽也是在我面前中風的，她上完洗手間，出來一拐一拐地，接著就倒下。我哥是醫生，我是護士，但我們沒甚麼可以做。哥哥難過地問：「阿媽，你是不是現在就這樣死掉？！」
我明白家人的感受，可能會內疚，後悔沒有堅持看醫生或者送去醫院。所以首要安撫家人。
當家人不同意
參加者：
當病人證實腦死亡後，你們有多少時間問家人？如果家人有不同意見，怎處埋？
龐美蘭：
我丈夫也不喜歡我做這份工作：在最難過的時候，還要開口問人要器官。但我是讓家人選擇，整個過程都會陪著家人。家人捐與不捐，我們都尊重，不捐，我也照樣會照顧到最後。我也不會失望，因為對方已經失去家人，不要再給壓力。
我練了很久，要有耐心地等。宣佈腦死亡，家人在哭，也許會有想做的事，我會等這些事都完成。有一位家人說半小時後就可以，但我給他兩小時，因為經驗告訴我，半小時不夠的，我也先去吃飯，因為之後一定忙到無法吃飯。要照顧人前，先要照顧自己。
後來家人一整個晚上後才做完想做的事，我也陪著，最後送到深切治療部才離開。我們要耐心地等一個適合的時間。
有一位二十八歲的女士在教會突然中風，之前還說考完會計試可以去旅行。她媽媽在醫院坐著不動地說：「醫生，我只需要一個miracle啫，唔貪心，我要一個miracle，一個奇蹟，醫生我唔貪心，一個咋嘛，你俾我啦，我只要一個奇蹟，就係佢唔死。」
龐美蘭：
這時你可以走上前讓她選擇嗎？不行，她不會理，要等到她接受，才會輪到我們。
我還要耐心等所有家人。有一位丈夫開電單車，載著太太，結果撞車太太死了。太太的媽媽很生氣，丈夫跪在外母面前，外母馬上走開。當外母在太太床邊，丈夫不敢進去。我唯有分開談：外母傷心昏倒，躺在病床；丈夫也暈倒，坐著輪椅，我就分開一個個談。
有些家庭要集合所有人，我們要了解這家人誰「話事」，可能丈夫沒做工，家裡是大伯作決定的。我們要讓環境和氣氛舒服，可以解答家人所有的問題，有人不同意，不要緊，「有甚麼讓你反對呢？」我會不斷地問。重要是死者生前怎樣想，我不是問家人的想法，而是問死者的想法－他想幫人嗎？如果錯失了這次善緣，會否遺憾？站在死者的立場，而不是把自己的價值觀放在別人身上。
組織都可捐
謝建泉：
病人可以捐甚麼器官？例如癌病的病人、老人家，會否想捐也不行？
龐美蘭：
香港可以捐的器官包括心、肝、肺、兩個腎，外國還可以捐小腸、胰臟等。心臟停頓後，只可以捐組織，例如眼角膜、皮膚、骨；而癌症病人就是眼角膜。眼角膜的年齡上限是八十歲。器官沒有限制，最大年紀捐出肺部的是八十四歲，最年輕的未到兩歲。
我曾在西班牙實習，那裡除了器官，很多組織都會要：首先會取背部的皮膚、眼角膜，還有筋，斷了腳筋時可以用人筋去修補。長的骨頭可以移植，甚至做成一粒粒，刨碎成粉，牙醫可用來植骨，我在香港植牙用的是牛骨！
龐美蘭：
還有血管，外科醫生需要血管接駁。曾經有小女孩要做肝臟移植，需要媽媽在腳上把整條血管拿出來，讓小女孩用，剛好另一位年青女士願意捐器官，醫生取了一小截血管，那媽媽就不用做這手術。
每一個組織的保存方法和時間都不同，有些可以長達數年，但器官不行，雖然有新科技可以存養，但只是數小時，最多一天。
謝建泉：
如果我把器官和組織都捐出，遺體會否好多疤痕不漂亮？
龐美蘭：
上次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捐贈者，在伊利沙伯醫院出殯，他的大學同學來送行時說：「嘩，佢仲靚過之前呀。」「佢做咗好事呀，所以連個樣都靚過以前。」有人笑著答。
捐器官等於生前做手術，沒有了一些器官，外觀不一定有影響，火化也不會少了骨灰，因為器官主要是水份。捐皮膚，就好像蒸氣甩了皮，皮膚會滑了，也可以用衣服覆蓋。
我們剛有個案，家人不肯捐，就是說病人怕痛。那你想想，遺體怕痛嗎？火葬土葬的時候，會否痛呢？
器官分配有制度
龐美蘭：
器官分配是有制度的，要公平、公開、公正，大部份會考慮病人有多危急。有些器官移植會考慮病人的歲數，我們也希望捐出去的器官可以使用較長時間。
除了配對血型，還要顧及身體大小，曾經有一位瑞典人捐了心臟，但因為很大，沒人能用。很少捐贈者是小孩，有一位小孩心臟有事，剛好也有小朋友捐出來，但媽媽決定帶小孩去美國醫治，美國醫生也建議心臟移植，當媽媽回香港問時，已經沒機會。
一些肝炎病人也可以捐器官給等候者。就算等候者本身沒有肝炎，但沒有這心臟，兩周後就會死亡，那要不要？有些病人寧願要。但癌症病人的器官，醫生平衡風險後並不會用。
謝建泉：
當你接受捐贈後，要立刻用藥。這些藥會抑壓免疫系統，而癌症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免疫系統差。肝臟移植後要永遠吃藥，那接受癌症病人的肝臟，風險太大了。
參加者：
我是護士，當學護時有很深刻的記憶：維持一個捐贈者的身體機能，要在深切治療室插喉和做手術，但在香港很多時要等由普通病房轉去深切治療室，當時我在內科病房，聽到資深護士衝口而出：「做咩要我養住條屍啫！」
龐美蘭：
我們照顧一個病人，亦會顧及他的心願，也許他的意願就是捐贈器官？
我本身也是深切治療科護士，要到不同的病房協助整個過程。有些同事很好，一個深切治療科的病人待在一個普通科病房，無論同事多忙都要幫手，所以我很多謝。
參加者：
一個病人受贈器官，之後突然間腦死亡，會否再捐出來？
龐美蘭：
會的。我們有一位肝臟受贈的病人，肝齡六十七歲，病人再用了十一年，離開時除了捐肝臟，還捐了兩個腎出來。因為他保養得很好，那肝臟比之前還健康，現在用在一位年青人身上。
我們一般不會讓受捐贈的家人知道是誰捐器官出來，但有時會知道。例如有一位護士捐了媽媽的心臟，然後就見到新聞有律師接受心臟移植手術，護士後來很想念媽媽，就去找這律師立平安紙。
護士後來結婚生了孩子，想給媽媽見孫兒，就一家來請律師為丈夫立平安紙，還全家一起和律師拍照。
捐贈器官的施受關係很有趣，難說一定是誰幫了誰，有受贈者形容自己是土壤，栽種了你家人的器官，可以帶著去旅行，享受人間的快樂。「心仔我們今日返工返得好辛苦，今晚早啲瞓。」他告訴我會不時和器官說話，而那晚真的睡很好好。
當你得到一個器官，還得到一份感恩的心呢。
記得網上登記
在香港捐贈器官要主動提出，但在新加坡是沒有提出反對，就當作願意。「在新加坡拒絕捐器官的人，在等候器官移植的隊伍會少一點分數。」龐美蘭說：「香港是困難的，除了死者的意願，還要有家人同意。而家人同意，還要問其他家人是否不反對，死者生前有否反對。」
她提醒大家要在網上登記，否則家人要時間找捐贈器官咭，容易錯失機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