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essica的爸爸在確診末期癌症第三天，寫下：「當大部份精神病患者自覺或不自覺得『此生休矣』，我卻成了少部份，極少部份……我活出了『灰』，活出了『灰中取白』的自我價值，更為識者所見所賞。患上精神病使我走上我從未想像過的平台。今次患上癌病，我前面的平台是怎麼樣子？我不知但我會走越。」

爸爸是窗簾工人，四十八歲時工業意外，要做手術駁回斷掉的手腕骨，工傷加上之前一年喪父，爸爸陷入抑鬱。
「他那時常聽到有人叫他自殺，有次打開窗差點跳樓，剛好媽媽打電話來阻止了，他才去看醫生。」Jessica說爸爸很理性，覺得患上精神病就像得了傷風感冒，欣然接受治療，並積極參加病人自助組織：「爸爸有份創辦醫院成立的精神病康復者組織『紅棉社』，他寫詩、畫畫，負責編會訊，還會選很深的哲學書開讀書會。他曾經解釋：『我們是精神康復者，不是蠢人，為甚麼姑娘（護士）要當我們是小朋友般說話？』」

當時剛好有遠房親戚參加紅棉社，按輩份叫爸爸姑丈，於是人人都喊「姑丈」。他支持其他患者的家屬，向醫生演講分享病人的感受，學英文招待來參觀的外國教授……在黑與白混雜的「灰」當中，落力發掘正面的「白」。

戰勝精神病十年，爸爸六十歲時發現癌症。「人生要有些磨難，才會過得實在。」他淡然地告訴Jessica，由於已經擴散，他一直替家人作心理準備：「付出後得到收穫是幸運，付出後徒然無功是人生。」他說自己可能一早死掉，這十年過得相當精彩，已然「賺了」。

標靶藥失效後，爸爸安慰大家：「就像是一場球賽。距離完場只剩三分鐘，我們落後三比零。這個時候，是否應該放棄？不，縱使機會渺茫，也要努力完成。輸了球賽，踢得精彩，仍是球王。」

Jessica卻沒爸爸看得開，爸爸最後一次入醫院，她和媽媽妹妹大吵一頓。

「我以為會一家人在醫院陪爸爸吃飯，可是去到沒見到媽媽和妹妹，打電話才知道她們在家，我氣沖沖回去，看見媽媽和朋友歎茶，妹妹看網上短片，就大發脾氣，大哭大罵：『你們答應爸爸要和他一起吃飯，竟然唔去？』

我平時很少發脾氣的，那天完全失控。妹妹也大哭：『全家人不止你關心爸爸，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怎麼辦！』『我也應該找人聊天的。』媽媽也生氣。」Jessica後來被丈夫拉走。

第二天爸爸情況稍為好轉，大家心情好一點，和爸爸一起做冬。妹妹不懂煮食，也學做爸爸愛吃的薯蓉，在最後一天，爸爸迴光返照，嚐了一口薯蓉。當晚去世。一家人都拉著他的手。

在告別禮上，Jessica為爸爸編了一本圖文並茂的紀念冊，很多親戚都很感動，說沒想到爸爸做了這麼多事情。紅棉社的成員走來告訴Jessica：「你不用太傷心，姑丈不在，但他的精神長存在紅棉社，我們會記得他。」

Jessica非常自豪爸爸如此被尊重。

幾年後，她才能理解那次和媽媽妹妹吵架：「我最初很自責發脾氣，但聽了不少身邊朋友的喪親經歷，發現人人都有不同處理方法。我家從沒親人離世，由爸爸確診患癌到離開，只是三個月，壓力好大。」她說自己有事就會想辦法，但妹妹不一樣，也許妹妹覺得那可能就是最後一次和爸爸吃飯了，於是逃避。

Jessica念念不忙，是爸爸曾經叫她「俾心機工作。」她在爸爸去世後第二年升職，三、四年間發瘋地工作，不斷開新項目：「因為我答應了爸爸！」

直到兩年前實在太辛苦，才反省爸爸說的「俾心機」，應該不是指這樣的工作狂。「那年生日，媽媽約吃生日飯，我因為工作推了，不曉得當時爸爸已經知道生病，只是沒告訴我。這些年想起就後悔：那最後一次的生日飯，我為甚麼不回家呢？為甚麼呢？」

「可是現在我也有自己的家庭，不應只有工作。」爸爸離開七年了，她漸漸可以放下，更懂得愛身邊的家人。

爸爸的話，永遠在心中：「每日，我們都會為某些事情操心。每日，我們也會為某些事情安樂、幸福。『幸』字即『辛』字。『福』字，一人一口田，我們拾到的，就是一口田，心裡的一口田。每日，我們還有一定能力去耕作。這就是幸福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