紓緩治療專科醫生杜雁碧 Dr. Anne Thorsen
「這位老友醫生是我最尊重和最信任的醫生，如果有好親好親的人需要紓緩服務，我一定找她。杜醫生在香港工作三十年，她很熟悉香港，當她照顧病人時，那種仔細和細心很厲害。」謝建泉醫生請來心目中最信任的紓緩治療專科醫生杜雁碧Dr. Anne Thorsen，她是挪威人，退休前在靈實醫院擔任紓緩治療科副顧問醫生。
兩人談到醫生最痛：病人自殺了。
杜雁碧：
我很記得病人Karen。Karen在內地出生，父母和弟弟一起來香港，剩她一人留在大陸跟嫲嫲住，她很早出來工作，差不多二十歲才來香港。有一日她踏單車摔倒，左手很痛，在急症室，醫生除了照左手，還發現肺部落雪似的，立即要進醫院。原來她患了肺癌，已經擴散去足部、大腿、骨、腦部，情況一直差，就安排去靈實醫院的紓緩治療。
我們希望幫她沒那麼痛苦，但她一見到靈實醫院，立即離開，她聽說靈實醫院好多人死。她也不肯再去其他醫院，我和姑娘就到她家。
第一次，她不讓我們入屋，我們改去餐廳談天。第二次，她讓我們進去，也見到她所有家人：嫲嫲、爸爸、媽媽、弟弟、弟婦、兩個小朋友，都擠在一個小地方。她終於肯來靈實醫院，我們很擔心她會自殺。她試過吃很多安眠藥，爸爸打電話給我們：「我個女唔醒番呀。」姑娘立刻叫他打999，十字車來了，Karen醒後很生氣，十日都不與我們說話。又有一次她在家放火，決定和爸媽嫲嫲一齊死， 幸好剛有親戚到訪。
後來姑娘請Karen看聖經，她很喜歡裡面的故事，開始覺得不一定要自殺，原來在病裡，都可以開心，雖然身體是辛苦的，但情緒還可以。她最後是舒服地走。
你當我瘋了？
謝建泉：
當病人在某一個階段，對甚麼都很憤怒，或者跟家人關係好差，醫生能夠做甚麼？
杜雁碧：
一個醫生沒有能力做這些事，這恩典是來自上天的。我們當時希望Karen去見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，但她堅持想死，不會見其他人。最後能夠安慰Karen的，是那護士。
謝建泉：
我的經驗也一樣，當病人很憤怒，理論上最好是找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，但病人不會去：「你當我瘋了？你想放棄我？」那首先你要坐下來，坐得很近，甚至把頭靠過去，與病人拉近距離。有些事即使最終醫生幫不到，但病人知道你盡力了。病人知道你關心，也許會肯說話，沉重的心情也就放輕少少。
杜雁碧：
一定有些問題，是醫生無法解決的，我們不真正認識病人，病人自己也要時間接受。
我記得有一個病人在病房背著我說：「我現在要死，不吃，不喝，甚麼都不要，甚麼都別跟我說。」我細細聲說：「你是否遇到困難？我很想你告訴我，看怎樣可以幫你。」病人沒理，之後雖有再對我說話，但我應該是講錯話的，病人聽不進，但我沒有停過嘗試問他：「今日點呀？」
一針打死我吧！
謝建泉:
曾否試過有病人直接說：「杜醫生，一針打死我吧。」
杜雁碧:
一定有。許多年前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女病人，因胃癌擴散，不能走路，進到醫院就問醫生：「可立即打針嗎？我無用，甚麼都做不了，讓我死吧。」我與她談，慢慢問她家裡有甚麼人。
她有兩個女兒，一個八歲一個七歲：「但我沒有用，不可以幫她們。」我回答：「你覺得做媽媽甚麼是最重要的？是洗碗嗎？我自己就不喜歡洗碗。是不是其他事？」她就說：「我病了，還有許多事沒有跟她們談。」
她本身是老闆，公司請了幾個人，她開始思考有甚麼想做，就想到請員工吃東西。當晚醫院同事幫她安排司機和汽車，讓她跟同事去西貢吃飯，回來後她開心很多，一直說話。她又說女兒想學鋼琴，我們就找來一座鋼琴。
這個病人後來對我說：「我唔會再問你做那些事（打針死掉）了。」能夠和同事吃飯，讓女兒接受她生病，她覺得自己「贏咗」。
那時醫院可以幫病人做許多這些事，現在很難做。
謝建泉：
很多時病人要求安樂死，我們最好不要回答反對安樂死的理由，變成辯論，不要跟病人講理，而是講情。病人把死當作出路，看不見其他的事。如果有安樂死，和同事吃飯、讓女兒學琴這些都不會發生。
一言不發就跳樓
杜雁碧：
我也有病人真的自殺，好痛，我覺得很難受，每次都會想為甚麼？我記得有一名三十多歲的男人，和他談天時很安靜，問一句答一句，沒提過想自殺，但一離開醫院，馬上找地方跳樓死了。
謝建泉:
有時我們最傷心，就是病人不出聲。早上回來覆診，第二天打開報紙就見到他自殺。「死喇！他覆診時我沒看到先兆？」我的心很不安樂。
杜雁碧：
我記得有一位病人，姑娘覺得不妥，請我去他家裡看看。病人七十三歲，看起來也很開心，甚麼都答好的。我和他談了二十多分鐘，才問他：「這陣子情緒如何？會不開心嗎？」 「都有一點點。」他坦白說有點難過。「有無想過自殺？」我問。「你知道嗎？我昨晚打算自殺，我住在三十七樓，這裡最高的，還可以走上樓梯。但昨晚起身時，老婆醒了，所以我做不到，我在等。但我今日見了你，不會死了。」
我馬上叫十字車，並坐在他身旁守住，他太太和女兒都跟著，到了醫院立即找精神科醫生。他有抑鬱。
一個月之後，他是真的開心了，每天跟太太飲茶，再過了七個多月才過身。想想，如果他選擇跳樓，太太會怎樣呢？女兒會怎樣呢？
謝建泉:
當病人說出想自殺，並且有實行的方案，一定要小心。當病人嚷著「我想死！我想死！」唔係好「大劑」，但當有自殺的計劃，還要告訴你，那一定要留神，不能讓他有機會自殺。
醫院變了？
參加者:
你們講的醫院很好，但我們要非常幸運才可以遇上。
謝建泉:
我也試過自己要住醫院。雖然我七十多歲，但英文不差，聽到醫生巡房用英文討論病人，最慘是談的不是好事，行為和態度都要不得。
杜醫生會在病人旁邊拿椅子坐下，可是現在似乎不可行，沒那麼多時間，怎去平衡？
杜雁碧：
我一星期只有一次可以坐下，不能天天，但新的病人我都會坐下談。我不需要姑娘在旁，她們好忙，我好長氣。
謝建泉:
其實只需要長氣一次，病人的信任就大大增加，肯交心，很值得。
參加者：
杜醫生你在香港做了三十年醫生，會否覺得醫院不同了？沒有醫管局之前，可能可以上門看病人，多久都可以，但現在的制度，不再可以這樣做？
杜雁碧:
是有改變的，但也要看部門。如果急症室有一百人在排隊，怎可能一個人有半小時？但我在紓緩治療科，新病人平均都會有四十五分鐘了解情況。我自己會用上一小時，這樣我覺得比較可以做到事。
謝建泉:
要改善香港紓緩治療服務的唯一出路，是社區更多護士診所，特別是讓紓緩治療專科護士在社區，老人院全部有足夠的護士；留在家裡的，亦有足夠的home care nurses上門，有需要才找醫生。病人留在熟悉的地方，不用時時衝急症室。
醫生需要團隊
謝建泉:
紓緩治療其實很多時是「大劑」的，翻譯大概是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dship，許多衝擊。你會遇到一些事不安樂，或者覺得後悔，自己做得不足。
杜雁碧:
我選這一科，是希望照顧病人。見到病人和我一樣有孩子，卻快要離世，我自己也很傷心。我會捉住一個姑娘，入房講我心裡所有的事，把我的「垃圾」丟掉，不能把這些事帶回家，影響家人。有兩三個姑娘是我的好朋友，聽了不會說出去，我們也不會提到病人的名字。
謝建泉:
我自己會找我的老友、神父、修女。總之紓緩治療不能靠個人，而是要團隊。
杜雁碧:
一個人不能影響所有的人，所以我們要一齊做。我會每晚游水，有時在水裡潛很久，放鬆了，才上水，很慢很慢地游。我猜每個人都會找到減壓的方法。香港很忙，但一定要「錫」自己，「錫屋企人」。
香港 VS 挪威
杜雁碧：
我一到病人家，女兒就先拉我入房說：「你不可以說我阿媽有病，她聽到一定會嚇死。」我回答她：「我在這裡聽你說話，就沒時間見你媽媽，不如我們一齊談好不好？」
媽媽七十三歲，我問她甚麼地方不舒服：「你自己知唔知自己有咩病？」她馬上答：「杜醫生不用了，我知道這種病不會好的，現在時間很短，我希望你可以幫我：第一不要那麼氣促，讓我不要太痛，可以睡覺；還有，最後我要進你的醫院舒服地走。」
那女兒很愕然。很多時大家不懂得和家人談，後生的不懂和老人談。我是挪威人，如果我把病情告訴家人，瞞住病人，病人可以告我呢。但在香港，子女卻希望我不要告訴病人。
大家對老人，對小孩，對任何人，都要想清楚才說話。我有一位同事，她七歲時，人們告訴她媽媽去了加拿大。同事一直寫信，沒有回信，打電話又不聽，直到十八歲家人才告訴她，媽媽當時過身了。同事很生氣，這麼多年都以為自己做錯事，媽媽才丟下自己。有些病人要我瞞著孩子，媽媽生病了，也等考完試才說，結果等到考完試，媽媽已經走了，這影響更大。
如果病人本身不希望知道病情，也會直接告訴醫生：「我不想知道。」醫生就知道怎樣做。否則大家坦白說出來，心情會舒服一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