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 歲的 P，2022 年中帶八旬媽媽移民到英國。媽媽年輕時是教會活躍義工，又常跟團去旅行，年長獨居仍愛四處去，非常外向。P 跟媽媽落機當天就由朋友載去驗收新屋，最初幾天未有床架，媽媽睡在地上的床褥也毫無怨言，還陪女兒四處買傢具，P 很感激媽媽全力支持她移民。

媽媽要面對語言障礙，P 為媽媽找華人教堂，為她報讀編織班，還載居於附近的香港長者陪媽媽上課。英國商店大多不收現金，P 為媽媽開銀行戶口，帶她外出練習刷卡。但同時P開始覺得照顧不易：她的車牌荒廢了廿多年，來到英國變了保姆管接管送；偶爾想去倫敦跟香港朋友消遣，卻擔心新居沒有公共交通直達，等同將媽媽獨困屋內，媽媽亦投訴家中門鎖很難開。

媽媽開始抱怨日用品不夠，P 安慰她香港的家當正在運來，媽媽質問幹麼不先安頓好新居才帶她來，又投訴為甚麼要吃那麼多藥丸，爭辯這是否醫生的吩咐。

獨立屋內困獸鬥

媽媽的記憶還開始模糊，P 的朋友一星期前來留宿，媽媽跟對方言笑甚歡，但 P 一星期後提起這位朋友，媽媽反問那人是誰。當P質疑她記錯，即換來對方黑口黑面。

兩母女的磨擦越來越多，媽媽曾嚷着要從二樓跳下去，有次罵她：「我冇話來英國，係你帶我來！」P 說：「我也有情緒，也會覺得挫敗，是我做得不夠好嗎，為甚麼你總是不滿意，但要是我面露不快，她就更黑我面。」

有時雨後出現彩虹，P 提醒媽媽記住這美麗時刻，但媽媽一到雨天又怨聲載道。兩母女在香港分開居住還可以冷戰，但在英國再生對方的氣，仍是要同枱食飯、結伴出行，再大的獨立屋也像困獸鬥。

最令 P 無法接受的，是媽媽開始連她也懷疑。有次朋友帶 P 母女去飲茶，那晚P聽到媽媽跟香港的親戚通電，內容是她懷疑女兒串連這些外人，不知要謀害她什麼。

P 像很多人一樣，聽過認知障礙症，卻從沒想過會發生在自己家人身上。直到朋友一言驚醒，她開始上網查看認知障礙症的徴狀，再請教香港來的資深長者社工，漸漸要面對：帶了媽媽移民，才懷疑她有認知障礙。

P 選擇和媽媽約見 NHS 的 GP，確診過程猶如黑洞。

P 等了一個月家庭醫生門診，初次帶媽媽去，才知每節會診時間只得 15 分鐘，她交代了媽媽的舊症，已經不夠時間講媽媽來英國的異樣。

第二次看醫生時，她聽從朋友教路預約了兩節共 30 分鐘會診時間，可是媽媽對在旁翻譯的 P 半信半疑，對外籍醫生也百般不從。P 說：「我排了三星期才等到她看醫生，結果她什麼都不說，要等診所下月聘請了專業翻譯再來。」

第三次看醫生，媽媽終於得到專業翻譯。P 入診所時悄悄向醫生遞上一張紙條，紙上寫着她想醫生轉介認知障礙症評估，還道明她怕媽媽對自己疑心更大，請醫生不要道破。

不懂英國街名

醫生隨即跟 P 媽媽做初步測試，透過翻譯小姐問她當天年月日，再要她由十倒數至一。第三條問題，醫生要 P 媽媽由十二月倒數至一月，P 插口說：「中文的月份就是數字，這條問題跟上一條沒有分別。」

醫生一臉愕然，就透過翻譯小姐講出一個街名，請 P 媽媽幾分鐘後重覆，這時到 P 媽媽一臉茫然，P提議：「她不懂英國的街名，不如講香港的街道，例如牛津道啦。」最終媽媽真的記不起。

原來就算請了專業翻譯，移民英國後帶父母看醫生，突破得了語言障礙，確診過程仍要面對文化差異。

最終醫生將 P 媽媽轉介至 NHS 旗下的認知障礙症評估服務部門，等到這部門向 P 回函，只是說評估服務一般需時十六個星期，但由於部門積壓太多個案，這次不能維持服務承諾。

在香港公立醫院求診後，會獲發一個覆診日子，但在英國沒有覆診的文化，P 說：「醫生轉介了評估服務，她的工作就完成了，我找不到原因再找她，要等媽媽有病才預約。如今只能等 NHS 聯絡我。」